自中央連續下力氣減輕基層負擔、整治困擾基層的形式主義等問題后，基層負擔重、形式主義多等問題有明顯緩解。與此同時，半月談記者在多地基層采訪發現，部分村里文山會海問題還較嚴重，掛牌治村、空殼合作社等形式主義頑疾仍待根治。

會議、材料還是不少

一位連任三屆的村黨支部書記反映說：“上級部門發通知要求村里每天排查一件矛盾，并當天解決，當天按要求填表上報。”

(資料圖片僅供參考)

這位村支書說，“我每天把六成精力耗在報表上，加上村里還掛著幾個示范村的牌子，開會多、迎檢多，哪還有時間謀發展呢？”

東北一位村支書說，他經常被要求參加鎮里、市里的會。有一次，他正和村民在離村委會20多里地的黃牛養殖基地忙碌，卻接到電話必須趕回村里參加一個以布置生產為主題的視頻會，“匆忙趕回去，才發現其實不是非參加不可”。

華南某省多位鄉村振興工作隊隊員說，有時一天要去鎮里開三四個會，回來還要向村兩委干部傳達和部署落實。上面要求“件件有反饋，事事有回應”，所以工作要留痕，及時上報各種材料成了主要工作。

基層干部反映，有些上級部門下村走訪只查檔案、看材料，即使入戶，也以查看村民家里張貼的公示材料為主。為了應付工作，村干部只能反復做材料、上門掛牌子或者貼單子。“搞材料、掛牌子、貼單子成為基層工作好壞的重要體現。”一位村書記說。

村里牌子多、“空殼社”多

半月談記者在華南部分農村走訪看到，村兩委干部分工和值班表張貼在村委會辦公樓大門顯著位置，作息要求完全跟政府工作人員一樣。可村兩委成員補貼不高，其主要時間和精力都在家庭生活和生產中，實際上做不到定時到崗。

某村委會外墻上懸掛了專業合作社工作室、鄉村振興中隊、村郵站、退役軍人工作站、掃黃打非工作站、法律服務工作站等21塊牌子。許多牌子僅是掛掛而已，并未開展相關工作。

華東某省曾清理過掛牌亂象，但未能得到根治。一個村的負責人說，村里制作了活動牌子，誰來檢查就掛誰的。有些單位還要求村里單獨設一個辦公室，但平時并沒有人上班。

部分農村合作社也流于形式，成為“空殼社”。村干部反映，一些合作社帶動能力和創新能力不足，缺少懂經營、會管理的鄉土人才，資金來源不足，出現一批“四無”合作社，即無實際經營活動、無實際社員、無實際經營場所、無經濟效益。

西南部分地方過去要求行政村建設股份經濟合作社，探索打造“村社合一”的發展模式，在沒有很好考慮各村經濟、資源、組織條件的差異下全面推行，也出現一些空殼合作社。

考核指揮棒務必重實績

一些基層干部表示，“上面千條線、下面一根針”，鞏固脫貧成果、人居環境整治、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等落實到村里的大小工作和任務非常多，人手不足，既要應付開會、迎接檢查，又要填報表格及處理大量村務，有的工作難免“走過場”，有時任務目標定得太高，可能采取弄虛作假。

2020年，華東某省部署開展低收入村集體經濟發展攻堅行動，要求基本消除村級集體經濟經營性收入低于18萬元的562個低收入村。一位鄉鎮干部說，該鎮一共21個村，有11個村沒有達到目標，只能靠扶貧資金勻一點，經濟比較好的村也幫忙搞“資產共享”。“檢查時借過來，算達標了，檢查后再還回去。”

到了2022年，新目標變成50%的重點幫促村集體經濟經營性收入達到30萬元。不少村干部說：“村集體收入主要靠流轉土地的服務費，還有村里魚塘、老村部出租等，又多出12萬元的目標，錢從哪里來？”

相關專家和基層干部認為，遏制基層形式主義要自上而下減輕基層負擔，制定更為客觀有效的評價機制，重視實績。同時，要暢通群眾反映問題的通道，共同監督村級組織，使其將更多精力放在服務和發展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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